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也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由于异域文化的影响，唐代社会诸多方面呈现出“胡化”现象。但应该注意的是，不能过分夸大“胡化”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实际上“胡化”是以“汉化”为前提的，没有“汉化”，“胡化”就无从谈起。在唐代社会呈现“胡化”风气的同时，中原传统文化对入华异域民族施加了更加强大的“汉化”影响。在有唐一代，“汉化”始终是主流。

　　所谓“胡化”，一般是指唐朝境内的汉族人口在生活习俗和文化形态各方面所受外族特别是北方和西北方外族文化的影响；而所谓“汉化”，则是指异域民族进入唐朝辖境后，逐渐在社会生活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趋同于汉文化传统，并最终融合于汉民族之中的过程。“胡”这一概念，在唐代不单是一个种族概念，更多则是一种文化概念。在唐代，“胡化”始终是暂时的变态，而“汉化”则是永久的常态。

　　关于唐代社会的“胡化”倾向，众多前辈学者已有精辟的论述，特别是向达先生在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对唐代长安、洛阳的“胡化”现象，包括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宗教、游乐等诸多方面做了详尽的考察。但这些“胡化”现象，无一例外都集中表现在文化异族化的表层范围之内，而在涉及传统伦理观念、道德思想等民族精神的深层面上，这些“胡化”现象对传统汉文化并未产生动摇，最终体现出的不是汉民族被“胡化”，而是异域民族的被“汉化”。至于奇珍异物等大量异域物质文化的传入，更不能从文化层面对汉文化传统构成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唐代社会的“胡化”，只是一种体现在民族文化表层现象上的趋势，而不能称之为“化”。正如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我们不能将其称为“胡化”一样。在这种背景下，表层文化的异族化，不但不能改变汉文化的根本特点，反而可以丰富汉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弥补汉文化的某些僵化缺陷。因此，尽管有为数不少的唐朝士人沉湎于康国乐、安国舞，陶醉于胡姬、三勒浆，甚至穿胡服，戴胡帽，却不能据此推断他们已“胡化”。

　　就唐代社会来看，尽管也出现过“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的“胡化”风潮，在当时社会中一度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还应看到，汉文化对异域文化并非是全盘吸收，一旦这种“胡化”触及到汉文化的根本，就毫不犹豫地大加鞭挞。即使就这种异族化的表层现象来说，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如君王的喜好、外部的压力等，某些现象可能会有暂时存在的空间，但在猎奇的新鲜或外部的压力消失之后，其最终必然会因为与传统汉文化的冲突而走向消亡。如源于中亚的“泼胡乞寒”习俗，在中宗、武后时期虽一度流行，但在此后的玄宗登基伊始，就以“妨于政要，取紊礼经”之名而取缔，即使没有开元初年的政治动荡，其禁绝的命运也不可避免。中唐以后，由于“安史之乱”的原因，“胡化”几成叛乱的代名词，受到中原士人的大力鞭挞。如《旧唐书·舆服志》就载：“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在唐人笔记中，对当时社会生活中所呈现出的具有“胡化”特点的现象往往称之为“妖异”。

　　思想观念上的这种排胡现象，在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表现，如中唐时期就频频发生“杀胡”事件。这种对“胡化”的排斥，实质上反映了唐代文化的重新整合和对“胡化”现象的“汉化”改造。每一种文化都是各个民族适应一定的自然环境、继承一定的历史传统、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创造出来的。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并非一律并畜兼收，往往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文化中选取、比较而决定弃取。唐代社会中对“胡化”现象的抵制态度，就鲜明地反映出汉文化与异域文化的融合，也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根据汉文化本身的特点而有所选择。同时，这一现象集中出现在中唐时期，也反映了唐代对异域文化“汉化”改造的时代特点。经过中唐百余年间的融合同化，在晚唐时期，“胡化”与“汉化”的问题基本消失，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伦理思想等逐渐被入华异域民族所接受，从而导致他们在文化的深层面上发生变化，最终由异域民族而成为汉民族的一员。汉文化对魏晋南北朝以来入华异域民族的改造，在这一时期基本结束。

　　唐代社会传统汉文化和异域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丽篇章，它促使古老的华夏传统文化再次充满生机。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不但没有被“化”掉，相反，经过吸收各种外来文化后，更加辉煌灿烂，这正是大唐文化的魅力所在。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具有博大精深的体系，完全有能力广泛吸收各种有利于自己文化发展的外来因素，同时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